“可执行、可持续的金融创新需要在市场效率与风险监管之间找到平衡。”1月14日，2020年亚洲金融论坛（AFF）期间，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、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在主题为“金融科技与数位货币：大湾区金融创新”的第一财经（香港）金融科技论坛上表示。

在2019年6月，Facebook（脸书）发布Libra（天秤币）白皮书，被视为科技巨头（Big Techs）进军金融行业的里程碑事件。白皮书一经发布，引发广泛争议。虽然，Facebook超过27亿的庞大用户与区块链技术结合，使Libra有可能颠覆跨境汇款、移动支付等领域的现有格局，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储值手段和价值标准，但Libra的最终面世仍然困难重重，监管难题首当其冲。

“一个商业主体来承担公共职能，特别是货币发行的职能，在货币发行史上是有新意的，是带有革命性的变革。”巴曙松在《从金融创新看Libra的监管挑战与发展趋势》的主旨演讲中分享了他对于Libra的跟踪研究成果。他提出，通过监管原则与监管手段的双轮驱动，推动监管科技的变革和金融监管创新，找到Libra监管困局的突破口。

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影响

Libra白皮书一经发布，不少国家持谨慎态度，担心Libra的无国界货币发行与全球流通会影响自身的主权。由于美元占据Libra储备资产的50%，如果顺利发行，必将强化美元的全球地位。但对于小型经济体来说，由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或与Libra的供给目的不一致，将会影响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施行。一些极端通货膨胀的国家或地区，当地居民如果选择Libra进行交易和保值，将对本国主权货币形成替代。

“借用现有货币政策的概念，Libra的资产储备实际上相当于最后买家，相当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中央银行‘最后贷款人’的角色。”巴曙松认为。

为了降低监管难度，Libra考虑和当地商业银行合作，让银行成为授权的经销商，这些商业银行组成的网络就像货币政策操作里的公开市场操作。同时，Libra选择储备资产，主要是为了保持币值稳定。

另外，Libra在跨境支付方面有较大优势，这将挑战传统商业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的跨境支付业务，银行中间业务将面临收缩。

巴曙松认为，Libra的规模一旦做得比较大，可能会从支付环节延伸到贷款业务，进而形成信用创造功能，改变现有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，对传统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的核心金融中介地位产生影响。

同时，Libra还会替代部分货币，令政府的货币发行权受到限制，相应的铸币税收入也将受到影响。而随着政府发行货币能力的受限，政府增加对财政政策的依赖，最终有可能导致部分经济体债务显著上升。

全球监管新课题

毫无疑问，以Libra为代表的超主权国家货币的出现将对监管机构提出挑战。

“去中心化是超主权国家货币的优势和特点，但是接近于‘多中心化’的去中心化设计，使得问责的主体不容易找到。”巴曙松称，Libra必然面临去中心化和传统中心化监管的矛盾。

Libra发行后，各国本币与储备货币组合的兑换更为便捷和迅速，Libra的流通涉及Libra货币、储备货币组合、金融储备资产以及各国法币，所以，跨境的同步操作难度和复杂程度会大幅上升。在此过程中，强调点对点交易和匿名性，使得央行和监管部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难度加大，不利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。

Libra的目标是要建立普惠的、开放的点，这种普惠包容性、交易匿名性等特点，却有可能成为规避资本管制成为国际洗钱的工具。“金融科技创新的工具提高了效率，但是也加大了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的信息不对称。”巴曙松称。

以Libra的跨境支付为例，通过区块链技术，可以大幅度压缩90%以上跨境支付的成本，“但是作为重要的金融业务，进入不同的市场要相应地申请不同的牌照。”巴曙松称，要实现和不同国家的法币兑换，扩大不同的金融业务，Libra必然要取得不同国家的许可，获得相应的交易支持，这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加密的全球交易货币监管的“家”，来防止申请牌照时监管的不配套。

另外，目前超主权国家货币在设定机制上仍有不确定性。储备货币篮子的分配方案、法定资产的准备金托管等问题还未交代清楚。各国的数字法币有不同的设计方案，但数字法币的准备金托管在哪里？托管在什么机构？机构的标准是什么？责任是什么？如何向公众披露？这一系列问题，仍然有待机制上的设定。而针对发行规则、法定资产的双向兑换规则和信任规则，Libra也没有给出清晰的方案。

巴曙松认为，Libra毫无疑问是一项系统重要性的创新，一旦推出必然是一个系统重要性的架构，因为它有庞大的影响力、业务规模和覆盖范围。对于这样一个新的“系统重要性”，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要保持公信力，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，对“系统重要性”的创新保留一定的弹性。同时，通过监管原则与监管手段的驱动，推动监管科技的变革和金融监管创新，最终找到Libra监管困局的突破口。